解读中小学语文教材古诗文篇目版本差异

[摘要]通过对《孟子》版本源流的梳理,发现诸版本仅有“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的记载,且“是人”的用法更接近战国时期的文法习惯,而“斯人”之说源自其他文献对《孟子》文本的征引。为了发挥正面导向作用,避免近年频发的古诗文选篇的异文之争,中小学语文教材的编辑出版工作亟待进一步优化。不仅要充分利用影印本、整理本等优质文献资源进行版本源流的梳理和异同的比较,从中甄选出最可靠的文本,而且应当标明所选版本与典型异文情况,向中小学生普及文献学常识,传递正确和理性的版本观念。

关键词教材出版 中小学语文 古诗文 版本 《孟子》

前段时间,互联网上掀起了一场有关《孟子·告子下》异文的全民学术大讨论,论争双方对于究竟是“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还是“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各执一词,不少网友翻出语文教材据理力争,不想结果出人意料,原来不同版本的教科书竟也存在“斯人”与“是人”两种记载,孰是孰非一度陷入僵局。其实,古诗文出现异文绝非个别现象,譬如诗仙李白的《静夜思》，中日两国教科书就存在明显差异，国内为“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日本方面却作“床前看月光”和“举头望山月”。此外，李白《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有“随君直到夜郎西”和“随风直到夜郎西”之别，周敦颐《爱莲说》有“世人甚爱牡丹”与“世人盛爱牡丹” 之异,王安石《泊船瓜洲》也有“春风又绿江南岸”与“春风自绿江南岸”之分a。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类似论争几乎每一次都会引发不小的波澜。事实上,这类异文不独见于古诗文,在其他类型的古文献中也普遍存在。因此,不能像有的网友那样把责任简单归咎于责任编辑校对不到位,它们反映的实际是中小学语文教材出版的一个共性问题——古诗文选篇的版本问题。本文即以《孟子》为例,说明考察古籍版本源流对于编选中小学语文教材古诗文篇目的重要性。

a 关于《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随君”与“随风”的问题,如人民教育出版社2016版七年级语文上册记载为“随君”,而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6 版七年级语文上册、北京师范大学 2010 版高中语文选修《唐诗欣赏》等写作“随风”;有关《爱莲说“》甚爱”和“盛爱”的情况,如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7 版八年级语文上册记作“盛爱”,而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5 版八年级语文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6 版七年级语文下册等都为“甚爱”。不过,《泊船瓜洲》一例其实在中小学语文教材内并未出现不同的文本记载,其具体情况留待后文揭晓。

1《孟子》主要版本源流的考察

《孟子》约成书于战国中期,其篇数历来存在两种不同的说法。西汉司马迁称:“(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1]《汉书·艺文志》却著录《孟子》为十一篇。东汉赵岐放弃注《孟子》外四篇,外四篇逐渐亡佚,后世遂以七篇为定数。由于《孟子》成书较早,加之其作为儒学典籍的特殊地位,版本流传情况颇为复杂。顾永新曾将经学文献概括为以“正经注疏”“五经四书”两个主干系统为主,加之其他系统或载体的流传形式[2],笔者将大致沿着此思路来讨论《孟子》的主要版本,兹分述如下:

第一,白文本。目前所知《孟子》较早的白文刻本,为宋刻递修巾箱本《八经》十卷本b。明末崇祯年间,求古斋曾据宋巾箱本订正重刊,清代民间书坊也多有重印。传世的白文《孟子》以清代版本为主。康熙、乾隆两朝分别敕编的《钦定篆文六经四书》《古香斋鉴赏袖珍丛书》皆包含《孟子》。清代统治者还将经典书籍翻译成少数民族文字。康熙间玉树堂、天绘阁两种坊刻《新刻满汉文四书》,是目前能见到最早的满文白文本《孟子》。乾隆皇帝还下令重新厘定满文《四书》编成《御制翻译四书》,之后噶勒桑又将之译成蒙文,今有满汉合璧本、蒙汉合璧本、满蒙汉合璧本等存世。另外,石经也是《孟子》白文流传的一种重要形式。“开成石经”刻于唐文宗朝,原未收入《孟子》,至清康熙三年(1664)补齐。后蜀“广政石经”亦于北宋宣和五年(1123)增入《孟子》,这是唯一一部附注文的石经。而北宋“嘉祐石经”的《孟子》部分也直到元初才被增补[3],今仅存少量残石。有别于前三部石经的后补形式,南宋、清代石经的《孟子》皆为原生文本,特别是刻于绍兴年间的“南宋石经”,当为现存最早的白文《孟子》,有85石幸存(《孟子》10石)。

b原有九经,包含《孟子》一卷,其《春秋左氏传》部分今已佚。近人傅增湘依据书中宋讳字的缺笔情况,断定其为宋宁宗以前的刻本,可参见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

第二,经注本。目前能见到最早的完整注本是东汉赵岐的《孟子章句》(又名《孟子赵注》)c。《孟子章句》版本实际可考者要下移至赵宋一代,清廷内府旧藏宋椠大字本,该本虽已失传,但民国初年曾被上海涵芬楼影印收入《续古逸丛书》。此外,明崇祯十二年(1639)永怀堂刻印的《十三经古注》亦包含《孟子赵注》。清乾隆年间,又相继出现了孔继涵微波榭本、韩岱云本两种刻本。南宋以后,经典书籍开始以释文附入经注本,产生了经注附释文本。咸淳年间廖莹中的世彩堂刊印《九经》,其《孟子》采用赵岐注与孙奭音,但廖本早已不传。入元以后,“盱郡重刊廖氏善本”为元盱郡覆宋本。民国时,北平故宫博物院又将覆宋本影印,收入《天禄琳琅丛书》。此外,元人岳浚还以世彩堂本为底本,刊刻了相台岳氏荆溪家塾本。

c 西汉刘向、扬雄都曾被认为著有《孟子注》,因相关证据不足,实难断言。东汉时涌现出一批注释《孟子》的书籍,除《孟子赵注》外,还有程曾《孟子章句》、郑玄《孟子注》、刘熙《孟子注》、高诱《孟子章句》等,但皆已散佚,现下仅能通过清人辑佚本窥见部分片段。

第三,注疏本。旧题北宋孙奭所疏《孟子注疏解经》(亦名《孟子注疏》《孟子正义》)是首部疏解《孟子》之作d,南宋浙刻八行本为所知的最早版本,当出自两浙东路茶盐司或绍兴府,刊刻于宋宁宗嘉泰至开禧间[4]。此外,南宋建阳书坊还刊刻了另一种附《经典释文》的十行注疏合刻本(《孟子》无释文)。现存最早的十行本刊刻于元泰定间,后经明代多次补版,当翻刻自宋本。明、清两代又衍生出多种包含《孟子注疏解经》的《十三经注疏》汇刊本,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当属清嘉庆二十年(1815)阮元主持刊刻的南昌府学本。清代焦循重新疏解赵岐《孟子章句》完成《孟子正义》,开辟了一套全新的注疏系统,有《焦氏丛书》《皇清经解》《焦氏遗书》《四部备要》和《诸子集成》等多种丛书本传世。

d《孟子注疏解经》托名孙奭的说法最早出自朱熹,他认为该书出自宋代邵武军某位读书人之手。之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阮元《十三经注疏》等持相同意见,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对此亦有考证。可参见俞林波.《孟子注疏》作者考论.文学遗产,2011(6):132–134。

第四,集注本。南宋朱熹《孟子集注》是注解《孟子》的经典之作,成为有宋以降封建科考长期的法定教科书。当涂郡斋本是仅存的宋本,初刻于嘉定十年(1217),后经嘉熙、淳祐年间多次递修。元刻本方面,也有至正二十二年(1362)武林沈氏尚德堂刻本等三种留存。传世的明、清本多达数十种,尤以清康熙内府影刻元泳泽书院本e最为精美。

e该本《大学章句》序后跋文题“置诸泳泽书院,嘉与学者共之。淳祐丙午秋八月识”,曾一度被公认为宋淳祐刻本。近人陶湘发现“学者共之,淳祐丙午”八字有割裂填写的痕迹,又考泳泽书院始建于元代,故定其为元刻本。参见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所编《故宫善本书影初编》.北京:⁣故宫博物院,1929:4。

第五,音义本。宋人孙奭的《孟子音义》是流传至今且影响最大的《孟子》音义本f。该书在宋代官私书目中多有著录,但目前所知的皆为清代版本。国家图书馆和苏州图书馆各藏有一部清初影宋抄本,前者原为清宫天禄琳琅旧藏,后者出自虞山毛氏汲古阁。《通志堂经解》本是《孟子音义》在清代的首部刻本,初刊于康熙年间。此外,还有《士礼居黄氏丛书》《微波榭丛书》《抱经堂丛书》《粤雅堂丛书》《四库全书》等丛书本,以及韩岱云刻本、许印林刻本等单行本留存。除孙奭《孟子音义》外,元广阳罗氏刻《魁本大字详音句读孟子》也颇具特色,该本在句读的基础上,增加了部分朱熹音注。

f 唐代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对《周易》等14
部儒家典籍的古音进行考证,并兼及训义,但未包含《孟子》。终唐一代,仅有张镒《孟子音义》、丁公著《孟子手音》两部音义作品,但皆已失传。

第六,节文本。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朱元璋命人重修《孟子》,删去其中“辞气之间抑扬过甚”[5]与“非臣子所宜言”[6]等八十余条,编成《孟子节文》,作为科考教材颁行。不过,至永乐九年(1411),通行仅十余载的《孟子节文》就被下诏废止。现存《孟子节文》皆为明初刻本:一为洪武年间内府刊本,仅载经文;二为双行夹注本,注释取自朱熹《孟子集注》;三为经厂本残页,仅存《告子章句》等。

2 “斯人”还是“是人”?

《孟子》诸版本中,白文本、经注本、注疏本、集注本最早皆可追溯至宋朝,究其缘由,除了得益于雕版印刷术在两宋的全面普及外，也与孟子的地位在宋代得到极大抬升有直接关系。早在唐中期就兴起了“孟子升格运动”，但终唐一世收效甚微，其系列实质性举措都发生在宋代：王安石变法规定《孟子》为“兼经”，将其指定为应举士子的必读书籍之一；元丰年间神宗为孟子首次封爵，并许之配享孔庙；徽宗时《孟子》被补刻增入“广政石经”，正式完成了由“子”升“经”的重大转变。而《孟子》的节文本和音义本，现存版本最早也仅能上溯至明、清两代。各版本对“斯人”与“是人”的记载究竟如何？笔者根据查考的结果，制成表1。

表1 《孟子》诸版本异文情况

①前文为叙述方便,在“白文本”一节介绍《广政石经》,同时也指出其开创了石经“经注并刻”的体例。《广政石经》的《孟子》部分虽是宋代后补且今已不存,但从保持石经文本一致性的角度来推断,《孟子》亦当刊列有注文,故将其并入此表“经注本”之列。

以上列举的各种不同版本《孟子》,《嘉祐石经》和《广政石经》因实物的缺失而无从查证,《孟子音义》则由于仅摘录音注关涉字词而未收录全文,很不凑巧地避开了关键词句,其余诸本均无一例外地记作“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就这些版本的镌刻主体而言,官刻、家刻和坊刻皆有之;就书籍的性质和用途来看,既有研治经学的名家著作,又有服务科考的举子教材,因而具备相当广泛的代表性,进而也间接排除了两千余年间可能潜在的因传抄或刊刻疏忽而造成讹误的极个别版本。因此,已经基本能确定赵宋以降的《孟子》正文皆作“是人”。

既如此,“斯人”的说法又是从何而来?通过检索古籍数据库,笔者发现了若干线索。宋人刘达可《碧水群英待问会元》(明丽泽堂活字本)卷三十一《臣道门》有“诚以天之降大任于斯人也,一出一处,一语一默,生民之休戚系焉,国家之安危寄焉”之语;元人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四部丛刊》景明弘治本)卷三十九《克己斋记》有“天之降大任于斯人也,俾经纶一世之事”之言;明《永乐大典》(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卷二千五百三十七《斋名十三》收录王恽所撰的斋记,亦写作“斯人”;清人李雨堂《万花楼演义》(清经纶堂刊本)卷一也有“正合着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心智,苦其筋骨’之意云耳”的记载。这些都是后世化用《孟子》原文的例子,不仅将“是人”写作“斯人”,还习惯在“天”字后添一“之”字,甚至还颠倒了“劳”和“苦”两动词的位置。古代引文有“略其文而用其意”的特点,此类不规范的引用,加上民国图书、报刊和现代文学影视作品的再次不当征引,对异生文本的快速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而回归到文句本身,“斯”和“是”在此处皆被用作近指代词,即“斯人”“是人”都可解释为“这个人”或“这样的人”。也就是说,仅从意思表达、文意通畅的角度而论,二者并不存在绝对的正误之分。由此看来,选用“斯”还是“是”,更多的应当是基于当时人们的语法习惯。明确了以上情况,我们便可以此为突破口,寻求佐证“是人”文本合理性的其他证据。

笔者统计了南宋嘉定十年(1217)当涂郡斋刻嘉熙淳祐间递修本《孟子注疏》和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韩岱云刊本《孟子赵注》的文本情况。结果发现,除去此次出现争议的文句,“斯”在两版《孟子》里都出现了50次,其中与“斯人”结构类似的用法,还有“斯民”“斯时”“斯心”“斯二者”等,但唯独不见“斯人”。而两版《孟子》之中,排除“天将降大任”一句,“是”共使用了256次。另外,《告子上》篇还包含两处“均是人也”的记载,但此处“是人”之“是”显然不是充当指示代词,而是作为连接主语和宾语的系词。不过,《孟子》中的确也存在“是国”“是君”“是民”“是路”“是门”“是心”等相当多的指代用例。因此,严格而论,《孟子》一书并没有出现其他“斯人”或“是人”之实例,但若是从作为代词的使用频率来看,“是”多达235次,远高于“斯”的26次[7]。事实上,不仅是《孟子》,战国时期的其他文献也多习惯以“是”为近指。以《墨子》《庄子》《荀子》等几部与《孟子》同处战国之际的典籍为例,“斯”的指代用法仅零星散见于诸书,而反观同样作为近指代词的“是”,则可谓遍布各书,其用例数量远超“斯”百余倍g。倘若再进一步深究,上述三部典籍中都没有出现“斯人”的用法。以上种种情况皆表明:根据同时期普遍的文法习惯,“天将降大任”的大概率是“是人”,而非“斯人”。

g《墨子》《庄子》《荀子》中,“斯”字分别出现了1、3、6次,凡10次;“是”字分别被使用了505、382、844次,凡1731次。详参郭锡良.《试论上古汉语指示代词的体系》,收入《汉语史论集》.商务印书馆,1997:89。

3 对编选中小学语文教材古诗文篇目的思考

古代文献去今久远,且绝大部分已湮灭于岁月长河之中,幸存至今的经过历代反复传抄和翻刻,其内容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失真。正因如此,我们在编选古代诗文作品时,应尽可能地参考利用相对可靠的版本。毫不夸张地说,中小学语文教材是大多数人毕生接触古诗文最直接的途径,留下的文化记忆将会伴随国人终身。如何合理有效地完成古诗文篇目的版本甄别和审定,充分发挥语文教材的正面导向作用,成了教材编写时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3.1梳理版本源流,重视最古版本

确定了教材古诗文的具体篇目,首要工作便是对诗文来源的古籍文献进行版本梳理,以摸清各版本间的递传关系和流传情况,为后续的版本选择提供可靠依据。中小学语文教材所涉及的古诗文,多属先贤名家的经典之作,流传甚广,因而传世版本极多。如果作者的稿本或初刻初印本有幸存世,自然就不会出现争议。但多数情况下,这些作品历经后世的辗转传抄和翻刻,传世版本往往互有优劣。只有在广泛搜罗、梳析源流、比较异同的基础上,才能在诸多版本中择善而从。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这些传世名作素来就备受学界关注,因此累积了颇为丰富的相关研究成果,其中就有很多对作品成书过程及版本情况的考察,这也为我们掌握古诗文作品来源古籍的版本情况提供了一条便捷有效的途径。

一般而言,古籍的版本越古老就越接近于祖本,这是因为传播的环节越少,出错的几率就越小,可信程度自然也更高。依照传统的四部分类法,中小学教材选用的古诗文,有相当一部分属于“集部”。集部文献又有总集、别集之分,从成书规律看,总集的编纂通常以多部别集为依据,故而总集的完成往往晚于别集,因此在选用古诗文时要更重视别集,这是一个总的原则。具体到某部作品来说,如李白《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国家图书馆和日本静嘉堂珍藏的两部宋刻《李太白文集》,末句皆作“随君直到夜郎西”,但元至大三年(1310)勤有堂所刻《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则为“随风直到夜郎西”,明、清两代刻本也多为“随风”。虽然有学者从诗歌意境角度比较过“随君”与“随风”的差异[8],二者皆说得通,并无绝对优劣之别。但从版本学的角度考虑,由于“随君”产生更早,同时又与诗歌创作年代较接近,因而更加可靠。前文提及的《静夜思》,今存宋刻本《李太白文集》《乐府诗集》皆作“床前看月光”和“举头望山月”,其文字的改动可追溯到明代,其中尤以《石仓历代诗选》和《古今诗删》中“床前明月光”与“举头望明月”的影响最大,清人编《唐诗三百首》时将上述两种异文同时吸收,才诞生了如今广为人知的千古名句[9],但已非李白笔下原文,选用宋刻本的说法实际更为稳妥。至于周敦颐《爱莲说》的“世人甚爱牡丹”和“世人盛爱牡丹”两种文本,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吴郡周与爵刻《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四库全书本《周元公集》等皆为“甚爱”,而宋刻《元公周先生濂溪集》记作“盛爱”,“甚”与“盛”的差别更是微乎其微,但联系到周敦颐的宋人身份,“盛爱”之说显然更能站得住脚。

3.2充分利用影本,参考现代整理本

所谓“影本”,包括“影抄”“影刻”“影印”三种形式。“影抄”又称“影写”,其起源或与书法艺术有关,“影刻”亦名“覆刻”“影刊”等,明代中期刻书业盛行慕宋之风,由此涌现了一批雕印精良的影宋刻本,即为目前所存较早的影刻本实物,清代至民国,影刻古书之风仍旧兴盛不衰。影印之法系清末自欧美传入,光绪五年(1879)上海点石斋的古籍出版即为国内最早应用之例。时至今日,影印仍是古籍出版的重要方式,配合日益精进的信息技术以及运作成熟的现代出版体系,古籍影印的成品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有了质的跃升。

较之影抄、影刻等原始的书籍生产形式,古籍影印由于引进了照相、扫描等新兴技术,除了据原书尺寸版式印刷外,还能灵活地缩印、拼页。可无论怎么说,尽管影本的生产方式不断发生迭代,力图最大程度再现古籍旧貌始终是其颠扑不破的主题。当然,影本的文物价值、艺术价值自是无法与原本相比,但仅从学术价值来看,正是由于影本保留了旧本的原貌,就能够为古诗文版本的选择提供重要的参考。不过还要指出,部分影本古籍的确存在随意删改添补且不附说明的情况,影响了文本内容的可信度,因此应当审慎地加以甄别,尽可能地选择高质量、争议少的影本。

经专家点校、注释的整理本,一方面通过梳理版本源流精选了底本,另一方面参照其他版本对底本进行校勘,因而内容质量是最高的。不仅如此,就上手翻阅的难易程度来说,较之传统古籍较高的阅读门槛,古籍整理本显然也更符合现代人的阅读习惯。新中国的古籍整理出版事业起步于解放之初,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成立了古籍规划小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开始全面展开,虽然六七十年代受“左”的思潮的冲击而短暂停滞,但八十年代初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又重新推动古籍整理事业迈入繁荣时期,前后七十余载光景,大批优秀古籍整理本相继问世。从语文教材编选古诗文的角度来看,别集方面,如李杜之作可参看王琦注《李太白全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郁贤皓校注《李太白全集校注》(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仇兆鳌注《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等;总集方面,如《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版)、《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版)、《全宋词》(中华书局1965年版)、《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全宋文》(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等,都是高质量的整理本。至于历代正史、先秦诸子之作,由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二十四史》(含最新修订本)和《新编诸子集成》皆属业界较为认可的整理本。与传统古籍类似,现代整理本其实也很难有一部真正做到尽善尽美,多方参照对比仍是最可靠的处理方式。另外,大部分规范的校本都会在页下或文末注释中标明异文的版本来源,这又为古诗文版本的循证提供了便利。

3.3避免轻信引文,务必回溯原文

征引文献是古人写作时常用的方法。不过,由于古代长期缺乏严格的引文规范,引文时多依据个人喜好或凭借记忆,却不认真核检原书,导致引文往往只用其意,并不强求与原句一致⁩,明人方以智所谓“古人称引,略得其概,则以意摛辞”[10]便是指此而言。

《孟子·告子下》的“斯人”之说即是不规范引用的典型。文前提及的《泊船瓜洲》与之如出一辙,《临川先生文集》《王荆文公诗笺注》等诗文集皆作“自绿”。“又绿”之说实际出自《容斋续笔》《茶香室丛钞》《锦绣万花谷》《舆地纪胜》之类的笔记、类书、地理志等其他文献的征引,因而应当选用前者作为教材编写的依据。部编版高一语文必修上册教材选用的韩愈《师说》也是一个典型的古文引用案例。韩愈《师说》有“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记述,即通过援引孔子之论来佐证“以能者为师”的观点。而实际上,韩愈取用的圣人箴言源自《论语·述而》,原文为“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仅就“三人行”一句来说,《论语》毫无疑问是绝对权威的文本,《师说》只是诸多引文的一个代表。但也必须指出,异生文本的确已成为《师说》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既不可因韩愈的自行变更,而强行将相关文本按照《论语》的记载还原,更不能受《师说》引文的干扰,左右对《论语》原文的正确把握。

不规范的引用习惯注定会造成引文不确定性的增加,进一步促成原生文本的变异,而异生文本的广泛散布,又将不断挤占原生文本的传播通路,甚至可能掩盖文句的本来面貌,固化为人们的普遍记忆。正因如此,在敲定古诗文篇目之前,必须摒弃大脑中的既有文本印象,而去反复核检原书,严格遵循原文的记载。

3.4标注版本及异文信息,普及文献学常识

语文教材选录古诗文,本质上属于对古人作品较大规模的直接引用。既然是文本引用,标注选文的版本来源理所当然应成为一种基本的学术规范。详尽的版本说明,不但可以作为师生溯源回查的直接依据,还能给学生群体提供课外阅读的方向指引。从理论上来说,为了充分保证语文教材的严谨性,可通过详细注解古诗文选篇的异文信息,反映不同版本中文字差异的具体情况,培养师生的文献素养。然而,教材的编辑出版终究还是要以实际的适用场景作为依据,处在中小学阶段的青少年学生认知水平有限,日常的课业负担也相当繁重,为避免教材内容过于繁琐而影响到正常的课程节奏,仅展示具有典型意义的异文更契合现实的教学情况。此外,除了采用页下或文末注释等方式标注异文信息,适当在相关篇目内设置思考题,引导学生亲自体会不同版本的文字差异,加深对异文概念的理解,这也是教材编写的一种灵活思路。

异文是古籍文献流传过程中伴随版本更迭累积而出现的一种正常文化现象,通常情况下,版本数量越丰富,异文情况相应也就越复杂。整体而言,异文其实不外乎两种类型:其一为显而易见的讹误,字词的变动将直接影响句子的正常构成,或导致文句出现逻辑性缺陷;其二是模棱两可的差异,文字的出入并不会造成明显差错,甚至都能够自圆其说,这也是引发诸如“斯人”与“是人”等诸多异文之争的根源。明确了上述事实,若要再进一步深究的话,除非直接掌握作者亲笔稿本等关键证据,否则选用任何版本都无法完全保证文本的绝对精准,尤其是对于某些年代久远且版本链条不甚明晰的古籍来说,文本的取舍并非一锤定音,而只是多重考证以后的审慎抉择。基于此,语文教材其实不宜过度渲染异文的绝对正误概念,以免对学生造成古籍文本非黑即白的误导,可通过设置拓展知识专栏的形式,依据学生不同年龄阶段的特点,逐步普及文献学的基本常识,传递理性的版本观念。

4 结语

以《孟子》“斯人”与“是人”为代表的古诗文的异文之争,其背后固然有中小学语文教材编写者对古诗文版本审定欠周详的原因,反映出当前中小学语文教材编写缺少一个必要的环节,即对古诗文篇目来源的古代文献的版本源流进行系统梳理、考察和甄别,并作必要的题解说明;而从另一方面来看,部分网友偏狭地认为,只有自己小时候用过的语文教材才是最好的,之后新出版的各种教材都是低劣、错误的,甚至极个别人有怀疑语文教材遭受恶意篡改的过激言论。这一方面说明童年时期植入的“文化记忆”是先入为主且根深蒂固的,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国民古籍版本意识的普遍性缺失。中小学语文教材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的分量不言而喻。一套优秀的语文教材培育一代新人的成长,不仅要使其领略汉语言文学之美,也将为其深深烙上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记。网民自发的古诗文异文之争提示中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者,古诗文篇目的编选不仅要考虑其文学性、思想性和艺术性,还应充分遵从文学文本的产生和演变规律,向国民普及古文献的版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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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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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发表于《图书馆杂志》2024年第6期）

作 者 简 介

李明杰，江西丰城人，管理学博士。现为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三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索引学会第七届理事会理事、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九届理事会编译出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图书馆学会第十届理事会学术研究委员会委员、中国古籍保护协会智能开发与利用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第3版）图书馆学卷“文献学与文献保护”分支副主编、武汉大学文化遗产智能计算实验室研究员、武汉大学古籍保护暨文献修复研究中心研究员。主持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多项，著有《宋代版本学研究》（齐鲁书社2006年）、《中国出版史·古代卷》（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中国古代图书著作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简明古籍整理教程》（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年）、《暮雨弦歌：西德尼•D•甘博镜头下的民国教育（1917-1932）》（武汉大学出版社2019年）等，发表论文近百篇。主要研究领域：文献整理与保护、中国图书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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