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黑帮大佬的明智选择：送子延安，晚年安享太平

《民国上海黑帮大佬的远见：把15岁的儿子送到延安，解放后安度晚年》

引言：

1933年的上海，霓虹灯火中一声枪响撕裂了夜空。＂大世界＂游乐场门前，一位身穿长衫的经理倒在血泊中。这起命案牵出了上海滩两大帮派势力之间的明争暗斗，也揭开了一个黑帮大佬命运转折的序幕。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这位叱咤风云的帮派头目经历了从显赫到牢狱之灾，再到最终做出惊人抉择的传奇故事。令人不解的是，这个曾经呼风唤雨的黑道大佬，为何会在1940年代做出让15岁幼子投身革命的决定？他又是如何在乱世中看清了时局的走向？这背后，又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一、从车夫到大亨：顾竹轩的崛起

1910年的上海，租界里一位面容黝黑的车夫正在南京路上拉着黄包车。这个来自盐城的年轻人名叫顾竹轩，当时他还只是众多苏北籍车夫中的一员。为了躲避家乡的饥荒，顾竹轩只身来到上海谋生，起初在英租界一家车行做学徒。

因为身强力壮，又能吃苦，顾竹轩很快就在车行站稳了脚跟。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在租界的各个角落穿梭，积攒下了第一笔本钱。1912年，他靠着这笔积蓄在虹口开设了自己的车行，取名＂竹轩车行＂。

顾竹轩深谙人情世故，他对待车夫十分照顾，经常为他们调解纠纷。渐渐地，附近的苏北籍车夫都愿意投靠他的车行。几年下来，他的车行发展到了数百辆黄包车的规模，成为虹口地区最大的车行之一。

1915年，一场意外改变了顾竹轩的命运。一天深夜，他在四马路发现了一起抢劫案，当场制服了歹徒。这件事引起了英租界巡捕房的注意，他们邀请顾竹轩担任巡捕。在巡捕房工作期间，顾竹轩结识了不少权贵，也学会了如何与租界当局打交道。

1918年，顾竹轩看准时机，将势力扩展到杨树浦一带。他开始收取各类商铺的＂保护费＂，并在当地开设了几家＂老虎灶＂。这些廉价的大众食堂不仅为他带来了可观的收入，更重要的是吸引了大批苏北籍工人投靠他。

此时的顾竹轩已经不满足于做一个普通的商人。他清楚地认识到，要在上海立足，必须要有更强大的靠山。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投靠当时上海滩最有势力的青帮大佬黄金荣。

1920年，顾竹轩带着重礼拜访黄金荣，并成功拜在其门下。有了黄金荣这棵大树，顾竹轩的势力迅速扩张。他开始涉足娱乐业，在四马路开设了天蟾舞台，专门演出京剧。这家戏院很快就成为上海滩最负盛名的剧场之一，不仅名角云集，更成为他展示实力的重要场所。

到了1925年，顾竹轩的势力范围已经遍及闸北、虹口等地，手下的帮众超过一万人。他不仅开设了天蟾浴室等多个产业，还与租界当局和国民党要员建立了密切关系。从一个贫苦的黄包车夫，顾竹轩用了短短十五年时间，就成为了上海滩叱咤风云的江北帮大亨。

二、帮派争斗：枪杀案与命运转折

1933年的上海，戏园子生意红火。天蟾舞台和黄金大戏院成为了两大势力较量的战场。当时，上海的京剧界有一位当红名角谭小培，此人擅长老生戏码，尤其是《铁冠图》一出戏在坊间广受好评。谭小培原本在黄金大戏院唱戏，每场演出都座无虚席。

这年春天，顾竹轩派人以高薪挖走了谭小培。这一举动直接触怒了黄金荣的门徒、黄金大戏院经理唐嘉鹏。唐嘉鹏随即派人到天蟾舞台闹事，一连数日都有不明身份的人在演出时起哄，甚至向台上扔臭鸡蛋。

顾竹轩为了反击，又通过重金收买了黄金大戏院的几位台柱子。这些演员纷纷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登台。黄金大戏院的生意一落千丈，唐嘉鹏为此大发雷霆。

这场戏园子之争很快演变成了地盘之争。唐嘉鹏派人在天蟾舞台附近的茶馆、点心铺等店面收取保护费，直接挑战顾竹轩的地盘。双方的矛盾日益激化，在上海滩掀起了一场腥风血雨。

1933年9月的一个傍晚，唐嘉鹏刚从大世界游乐场走出来，就被一名黑衣人连开三枪击中。行凶者是顾竹轩的得力手下王兴高，此人外号＂小钢炮＂，在道上以枪法准确闻名。这起枪击案震惊了整个上海滩，一时间谣言四起。

案发后，法租界巡捕房立即介入调查。但由于当时的目击证人都不敢作证，案件一度陷入僵局。这时，另一位青帮大佬杜月笙突然插手此案。杜月笙表面上是来调停的，实则暗中收集了大量对顾竹轩不利的证据。

杜月笙将证据移交给了法租界工部局，同时向国民党当局施压。1934年初，法租界会审公堂对此案进行审理。庭审期间，多位证人指证王兴高就是凶手，而顾竹轩则是主谋。尽管顾竹轩通过各种关系疏通，但在铁证面前终究难逃法网。

最终，法庭判处王兴高死刑，顾竹轩则以教唆杀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这个判决让顾竹轩的势力受到重创，他的不少产业被其他帮派瓜分。而杜月笙则趁机接管了天蟾舞台的经营权，成为这场争斗的最大赢家。

这场帮派火拼，不仅改变了顾竹轩的人生轨迹，也预示着旧式帮派时代的没落。此后的顾竹轩在狱中度过了漫长的岁月，而这段经历也让他开始重新思考人生的方向。

三、牢狱生涯中的思想转变

1934年深秋，顾竹轩被押解进入位于提篮桥的上海监狱。这座建于1903年的监狱，关押着各类重刑犯，其中不乏政治犯。顾竹轩被安排在西区三号牢房，这里主要关押着一些知识分子和政治犯。

在监狱的第一个月，顾竹轩遇到了一位姓李的青年教师。这位教师因参与学生运动被捕入狱，他经常和其他政治犯讨论时局。透过铁窗的间隙，顾竹轩第一次听到了许多此前从未接触过的新思想。

1935年春天，监狱里转来了一批新犯人，其中有一位共产党员叫张明远。他曾是上海地下党的交通员，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张明远在狱中组织了读书小组，以《新青年》等进步刊物为主要读物。顾竹轩开始参加这个读书小组，从而接触到了更多革命思想。

这一年的冬天，狱中爆发了一场严重的伤寒病。由于医疗条件恶劣，许多犯人病倒。张明远和其他政治犯组织起互助会，照顾病号，分享药品。顾竹轩亲眼目睹了这些革命者的无私精神，这与他此前在帮会中见到的尔虞我诈形成了鲜明对比。

1936年，日本特务机关频繁到监狱审讯政治犯，妄图收买他们做汉奸。顾竹轩看到这些革命者宁死不屈的精神，开始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对日妥协产生了强烈不满。他开始通过自己在外的关系，为狱中的政治犯传递信息，提供帮助。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上海局势日益紧张。监狱当局对政治犯的管控更加严厉。这时，顾竹轩得知自己昔日的一些帮会朋友已经投靠了日本人，在租界中充当特务。这些消息让他对旧日的帮会生活彻底失去了留恋。

在狱中的最后一年，顾竹轩结识了一位姓周的地下党员。这位地下党员向他详细介绍了延安的情况，讲述了共产党在陕北建立的新政权。通过与周姓地下党员的长期接触，顾竹轩对共产党的认识有了质的改变。

1938年初，在家人的多方周旋下，顾竹轩获得了假释。离开监狱时，他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只知道争权夺利的帮会头目。他开始秘密接触地下党组织，并决定要为抗日救国出一份力。这个决定，也为他日后将幼子送往延安埋下了伏笔。

在提篮桥监狱的四年，彻底改变了顾竹轩的人生轨迹。他从一个典型的旧式帮会头目，逐渐转变为暗中支持革命的进步人士。这段狱中经历，不仅让他看清了国民党统治的腐朽，也让他认识到了中国未来的出路所在。

四、惊人抉择：将幼子送往延安

1940年的上海，日军占领区与租界形成了割裂的局面。顾竹轩此时居住在法租界，虽然失去了往日的威风，但依然保持着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一年春天，他通过狱中结识的地下党员联系上了上海地下党组织。

在与地下党的接触中，顾竹轩得知延安正在招收学生。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成为了全国进步青年向往的地方。此时，顾竹轩的小儿子顾德荣已经15岁，正在法租界的一所中学就读。

1941年3月，一个机会出现了。地下党组织正在秘密组织一批青年学生通过香港转道赴延安。顾竹轩立即决定让顾德荣加入这个队伍。为了掩人耳目，他对外宣称要送儿子去香港念书。

准备工作十分谨慎。顾竹轩首先安排顾德荣去学习了一个月的英语，以便伪装成赴港留学的学生。同时，他通过昔日在海关的关系，为儿子办理了一套完备的出境证件。

4月中旬的一个雨夜，顾德荣跟随地下党的交通员离开了上海。他们先乘船到达香港，在那里和其他十几名进步青年会合。这些年轻人来自全国各地，有的是学生，有的是教师，还有的是商人的子女。

然而，计划突发变故。他们在香港等待了一个月后，太平洋战争爆发在即，香港局势日趋紧张。地下党组织当机立断，改变了原定路线。他们转而选择了一条更为隐蔽但也更为艰险的路线：从香港到越南，再经由滇缅公路进入云南，最后北上延安。

这段历时近半年的journey充满了惊险。在越南期间，他们不得不装扮成当地华侨。穿越滇缅公路时，他们遭遇了恶劣的气候和疾病的威胁。一路上，地下党的交通员network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这些年轻人提供了庇护和帮助。

1941年11月，顾德荣终于抵达延安。他在抗日军政大学入学，开始了完全不同于上海生活的革命生涯。而此时的上海，已经处于太平洋战争的阴影之下。顾竹轩通过秘密渠道收到了儿子平安到达的消息。

这个决定在当时的上海滩引起不小的震动。一些旧日的帮会朋友纷纷劝说顾竹轩，认为他这样做太过冒险。但顾竹轩始终没有改变主意。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帮会大佬，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表达了对革命事业的支持。

从此，顾竹轩开始秘密资助地下党的工作。他将自己在租界的房产作为地下党的联络点，并利用昔日的人脉为革命工作提供便利。这种支持一直持续到抗战结束，也为他在解放后赢得了新生打下了基础。

五、新中国成立后的人生转折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顾竹轩主动向解放军报到，交代了自己的历史。他详细说明了自己在狱中的思想转变、秘密支持地下党的活动，以及将幼子送往延安的经历。组织上经过严格审查，认定他确实在抗战时期对革命事业做出了贡献。

1950年初，上海市政府开始对旧社会帮会势力进行改造。顾竹轩被任命为上海市工商联筹备组成员，负责联络和教育旧帮会成员改邪归正。他走访了许多昔日的帮会兄弟，向他们宣讲新政府的政策。在他的努力下，不少帮会成员放下了顾虑，主动向政府投案自首。

1951年，顾竹轩的小儿子顾德荣从延安回到上海。此时的顾德荣已经在解放军中担任连职干部。父子重逢时，顾德荣带来了组织对顾竹轩工作的肯定。这年秋天，顾竹轩被选为上海市政协委员，参与市政建设工作。

1952年，上海开展＂五反＂运动。顾竹轩主动配合政府工作，提供了大量关于旧上海工商界行贿、偷税漏税的线索。他的表现得到了组织的认可，被评为＂五反＂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当年年底，他被任命为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理事。

1953年，顾竹轩参与了上海市私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他向私营企业主宣传公私合营政策，并以自身经历说服他们接受改造。在这个过程中，他将自己名下的几处房产全部交给了国家。

1954年，顾竹轩被推选为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人代会上，他针对上海市的城市改造提出了多项建议，特别是关于旧租界地区改造的意见得到了采纳。这一年，他还参与了上海市博物馆的筹建工作，捐献了自己收藏的一批民国时期文物。

1956年，上海基本完成了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顾竹轩应邀在多个场合现身说法，讲述自己从帮会头目到拥护新中国的经历。他的演讲被整理成文章，在《解放日报》上刊登，产生了广泛影响。

1957年，顾竹轩在上海市政协会议上作了题为《旧上海帮会势力的兴衰》的专题发言。他以亲身经历详细阐述了旧社会帮会的黑暗面，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秩序的根本改变。这份发言材料后来被收入《上海文史资料》。

到了1958年，已经年过花甲的顾竹轩仍然坚持参加社会活动。他经常到上海的中学、工厂做报告，向青年一代讲述旧上海的历史。同时，他还开始整理回忆录，记录自己亲历的重大历史事件。

1959年春，顾竹轩受邀参加了全国政协会议，这是对他十年来积极工作的肯定。在北京期间，他见到了已经成为解放军团级干部的儿子顾德荣。父子二人在天安门前合影留念，这张照片见证了他们各自的人生转折。